蒋介石叛变后，与其所投靠的帝国主义、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阶级联合起来，从军事上对武汉形成包围之势，在经济上制造困难，使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。此时，惯于看风使舵的汪精卫的政治立场日趋右倾。这个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还大唱革命高调，表示“格守总理遗训，为党国效劳”，并高喊“讨伐蒋介石”、“革命的站到左边来”口号，俨然以“左派”领袖自居的人，转为大讲“纠正农民运动过火”，派人查办湘、鄂、赣各省的“过激”言行，解散了湖北两个最大县(黄冈、黄陂)的农民协会。    

5月17日，武汉国民政府所管辖的4个军的指挥官在武昌召开了反共秘密会议，驻在宜昌的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叛变，攻打武汉。21日，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所属之许克祥部在长沙叛变，封闭湖南革命团体，解除工农武装，屠杀革命者，史称“马日事变”。这是汪精卫为首的反动集团公开叛变革命的信号，从此反动势力日益嚣张。值此中国革命危急时刻，共产国际于5月召开了第八次执委会，并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。指示：必须揭露蒋介石，孤立国民党右派，改造国民党机关，组织军队，改进工作。    

6月1日，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发来的指示，如果照此执行，党就有可能同汪精卫集团进行有力的斗争，使革命损失大大减少。但受共产国际派遣担任国民政府顾问的鲍罗廷，认为这个指示“荒唐可笑”，采取“暂缓执行”。陈独秀不仅不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，反而为了讨好汪精卫，表示对汪的信任，把指示给他看了。汪如获至宝，便以此为借口，开始全面策动反共活动。6月5日，他解除了鲍罗廷所任的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职务。6日，朱培德按汪的指示在江西驱逐共产党。10日，汪精卫、孙科、唐生智、冯玉祥等在郑州开会商定，由冯玉祥坐镇北方，调北伐军唐生智部回师镇压湘鄂两省工农运动。此时，汪精卫已堕落到反革命方面去了。正当陈独秀坚持右倾错误路线，不惜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，以忍让、妥协来维持与汪清卫集团的继续合作时，6月29日，何键在汪精卫的授意下，宣布与共产党分裂，并以武力控制了汉口和汉阳，唐生智也在长沙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。    

7月9日，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，决定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，取缔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宣传共产主义。14日，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，宣布退出武汉政府，公开与汪精卫决裂。15日，汪精卫举行“分共”会议，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公开决裂。他们提出“宁可枉杀一千人，不可使一人漏网”的反动血腥口号，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。    

来源：北京统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