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“七七”全民抗战到1938年10月，日军虽相继侵占了武汉、广州，但也遭到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，损失惨重。随着战场的扩大，战线的延长，解放区的扩大，沦陷区游击战的广泛开展，迫使日军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。正面战场的进攻基本停止，抗日进入相持阶段。这时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、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，力图分裂国共合作。

1938年12月29日，亲日派汪精卫发表声明公开投敌当了汉奸。蒋介石集团一直惧怕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的壮大，在日本诱降、英美劝降的影响下，也开始执行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方针。从1939年12月到1943年7月，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。

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中，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、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，坚持抗战、团结、进步的正确政策，形成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、策略和方针，击退了敌人的阴谋，促进了全面抗日战争的进展。

1939年1月21日至30日，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。在此前后，蒋介石曾一再宣称：抗战到底的意义，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；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，在于召集太平洋会议；对共产党政策，目前是联共和防共，最后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。这次会议确定了“溶共、防共、限共、反共”的反动方针，成立了反共的“特别委员会”，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。全会以后，陆续制定了《限制异党活动办法》、《异党问题处置办法》、《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》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。蒋介石集团的斗争矛头，已由对外转向对内，加紧了溶共、防共、限共和反共的活动，加紧反共宣传，设立了许多监狱、集中营，囚禁、屠杀共产党人，向边区、解放区派遣大批特务，进行破坏活动。国民党顽固派政策的逆转，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国际背景的。是由于他们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和对外依赖性，以及对本国真正革命力量壮大的恐惧心再一次的暴露。同时，也是由于目前战争形势，国际情况及日本情况所促成。

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间，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。国民党军委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部，于1939年4月在山东残杀、逮捕了八路军干部和战士200余人。6月，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，袭击了河北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，残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400余人。11月，河南确山新四军留守处200余名伤病员和家属，被国民党和特务杀害。12月，阎锡山制造了“晋西事变”，对晋西的决死队发动突然袭击，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，逮捕1000余人。同月，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，先后占领淳化、正宁、宁县等五座县城。1940年3月，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，进攻太行山区，袭击八路军总部等等。

对这一系列破坏活动，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早有警惕。1939年3月，中共中央明确指示：对非理进攻，必须反击，决不能轻易让步。我们的对策是：应保护同情者，孤立与打击与我积极磨擦的分子。1939年7月7日，提出了“坚持抗战，反对投降；坚持团结，反对分裂；坚持进步，反对倒退”的三大政治口号。9月16日毛泽东在《和中央社、扫荡报、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》中又明确指出：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。但是，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，如果欺人太甚，如果实行压迫，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。这态度就是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，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。

1939年冬天在陕甘宁边区，八路军总部将三五九旅部队从华北敌后根据地调回，协同留守部队，给胡宗南部队以沉重打击，摧毁了绥德分区五个县的反动政权，恢复或建立了人民政权，使陕甘宁和晋绥连成一片。在冀西南，面对国民党朱怀冰部的进攻，八路军一二九师忍无可忍，奋起自卫。对朱所属的投敌有据、罪恶昭著、人民愤恨的侯如墉、齐明礼等部，给予毁灭性的打击，将其8000多人大部消灭。同时，集中25个团的兵力，对附敌反共的石友三部以坚决打击，毙伤3000多人。尔后又对顽固反共的朱怀冰进行了第二次打击，经过四天战斗，消灭朱怀冰三个师。从而，使蒋介石挑起的第一次军事反共高潮，在八路军的英勇反击下土崩瓦解了。

在军事上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，中国共产党还反击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。毛泽东于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，先后发表了《〈共产党人〉发刊词》、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和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重要文章。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特点出发，科学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点；从中国的国情出发，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；从革命的性质和阶段出发，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具体纲领。既批驳了敌人的谬论，同时给全党和统一战线内各方面人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，对中国革命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。

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高潮，党内"左"的倾向普遍增长，他们认为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，是新的“马日事变”，统一战线已经破裂，合作抗日没有希望。

针对实际情况，1940年3月，毛绎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，作了《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》的报告。同年12月，又为中共中央写了《论政策》的党内指示。阐述了几个重大问题：

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。毛泽东在分析当时形势时指出：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是要灭亡中国的。第一次反共高潮，是局部的，不是全国性的。所以，中日民族矛盾还是主要矛盾。美英帝国主义还是采取“坐山观虎斗”的政策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壮大，受到全国人民拥护，国民党还不敢贸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。所以争取时局好转，克服逆转的可能性，还是存在的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能改变。要维护国共继续合作，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、争取中间势力、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，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，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。

发展进步势力，就是发展无产阶级、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，放手壮大八路军、新四军，就是要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，向敌人占领区域发展，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。发展进步势力，才能争取中间势力，才能有效阻止顽固势力。

争取中间势力，就是争取中产阶级、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。中间势力往往是我们和顽固派斗争决定胜负的因素，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。

孤立顽固势力，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。对他们还能抗日，不愿破裂国共合作方面加以联合，对其动摇妥协、坚持反共反人民方面则进行坚决斗争，加以孤立。

毛泽东对关于同顽固派进行斗争必须遵循的原则为：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，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，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政策。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，是利用矛盾，争取多数，反对少数，各个击破，是有理，有利，有节。有理就是自卫原则，有利就是胜利原则，有节就是休战原则，要“适可而止”。